又说：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具体而言，心能尽性是说苟有实心者皆可以作圣，而性不知检其心是说人之有不善者，其过在心而不在性，当然亦强调人之有善，其功亦在心（《读四书大全说》，第834-835页）。朱子以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解释《大学》明德，阳明以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解释心之本体（良知），船山亦沿用此定义。
可见，从顺而言之的角度来看，船山提出仁义为本而生乎思观点，明确心官之思亦是天所赋予我之独特功能，强调思因仁义之心而有（《读四书大全说》，第1093页）。在他看来，心思由仁义之性而生发，而其思之得便就只是仁义。（《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3页） 3 按照船山关于儒学史观的表述（《张子正蒙注》，第9-11页），此本末一贯说无疑是自觉秉承孔孟、周张之学而来。因此说：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大段事，只当得此‘思诚一‘思字（《读四书大全说》，第998页）。可以说，就某一具体的义理问题而言，《大全说》确有不同于后来的某些思想主张，此类不同，固然是其思想未至莹徹通透所致，亦因其所处理的义理问题本身极为繁富。
而且在船山看来，四端之心的发用流行只是仁义之本心丧失后，因物引而感发，即天命之为人，仁义礼智早在性中，梏亡之余，因感而发者，仁义礼智之本体于此见端（《四书训义》下，第218页）。四、四端之心、七情与尽道心 船山曾言：朱子于《学》、《庸》章句、《论语集注》，屡易稿本，唯《孟子注》未经改定，故其间多疏略，未尽立言之旨（《读四书大全说》，第1012页），而自己无疑是要做进一步的充实工作。他的意思当然不是不读书，是说读书的目的不是获取一些外在的知识，而是为了变化气质。
那时候校园里的学生走在路上夹一本弗洛伊德的书，夹一本西方经济学的什么书（笑），是很时髦的。那样的话，你的工作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了。首先第一个是您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划分到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哲学、历史和宗教，也提到在我们现在的西方化的学术体制中，进行中国人文学研究要有一种高度的自觉。当然，北大和南大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算是你的老师是第一流的，那还有跟他同样是第一流的学者。现在好像传统文化在国内比2000年之前更热了，比西方的东西也更时髦了。
所谓功夫，用我们中国传统自身的话来讲，就是变化气质。陈来先生就转而与余先生交谈，主题是当时余先生正在撰写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既然是在文化热的背景之下，那我就自然去想一些问题：什么叫文化？什么是东西文化、中西文化。比如说，他用了哪些材料，他是怎么分析论证的。
或者说，在现代学科的分类系统里面，儒、释、道的内容都不只是属于哲学的门类。比如说，现在西方很多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背景大多是人类学、社会学的。用我刚才的比喻来说，就是你学会了一种拳法之后，然后再去学习别的拳法。那次跟他们是第一次接触，后来就一直保持联系。
研究目标是帮助研究者和未来的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一个在专业领域成功会通中西知识体系的学者的教育和学术经验，并促进其他学者的学术职业发展和年轻人的教育。总的来说，她是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女性，基本上儒、释、道三教的观念都接受。
试图把它全部推翻、完全跟西方哲学绝缘，是不可取的。所以2000年在我博士阶段最后一年初次访台时，我对台湾学界了解的程度，很让一些当地的学者吃惊。
比如说，中学的时候你不喜欢某个老师，你可能就会对该老师教的课也很讨厌，对不对？这就是刚才讲的，不以人废言，我们要避免这个。这个特点在西方也可以找得到，比如西方的诠释学里面，有一派跟朱子的读书法和余英时先生的怎样读中国书，就有共同的地方。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个旁观者，站在天空当中俯瞰那个事件，那个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这些都是一定的，不会因为随意解释、胡说八道而改变。等你做出成绩，得到该学科的同行的认可，就算是掌握了这个学科的治学方法。所以即使在博士论文的阶段，同一个题目，你有很多的支援意识，也就是说你读书很广，你的研究就会不同。于是我就跟他讲，我说高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写个介绍信，说我现在修你这课需要看港台出版的书。
编辑曾跟我讲这个书的情况，我说先别管这个书了，你们先把难关渡过再说，晚些没有关系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我在从事研究时，不会考虑谁会来看我写的东西，只要研究题目本身有价值，是一个让我感到好奇的课题，我就会一门心思把它研究透。
就像刚才说的，你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投稿到史学的刊物。你们知道，牟先生是山东人。
第一届是八七年，八八年是第二届。就我自己来说，我可能海外的经验多一些。
我马上去查，果然没有。但那个时候钱穆先生的文字就通过各种文章的转引进来了。就好比破案一样，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别的。我说你不要赌气，这个不是道理的问题。
他的《沉思录》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人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让人的心里得到平衡，得到内心的一种宁静。那天午饭时，碰巧在座的还有张灏先生、杜维明先生。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她受儒家的影响更大。在一个学科里能够站得住脚，然后不断提升，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然，在不同之外，也有共同的东西。所以，1949年之后出生在大陆，并且50到80年代一直在大陆接受教育，不免会受到一些客观的限制。
当然余先生把它跟西方的诠释学做了一些对比，我说过诠释学里面有不同的流派，有一个流派就跟朱熹的看法很接近，也跟我刚才讲的看法很接近，就是我们还是要尽量虚心去体会阅读对象这个文本的意思。由于我大学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阅读和学习的经验，所以对这一点很早就有自觉。当然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现在的学科分类系统里面，比如说在西方，它跟哲学可能反而远一些。所谓功夫，就是不断自觉地让自己变得更完善。
这些材料会让你产生一些新的兴趣，可能跟你原来的研究领域完全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种状态算是不错了，但效果也不好。
也就是说去考虑哪些问题值得研究。比如说，你虽然是哲学系专业的学生，拿了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但你从大学开始就很注重阅读一些史学的研究成果。
举个例子，如果说纯粹研究西方哲学，比如研究海德格、胡塞尔这样的人物，只要把海德格、胡塞尔自己的文献研究得很充分，把他们自己写的一手的文献吃透，然后把相关的研究他们的二手文献了解充分，写博士论文不涉及任何跟中国学问有关系的内容，完全可以写得不错，可以通过答辩，可以修改出版。你还得要选专业，对不对？当然，你自己最后能不能跨学科、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学者，那是个人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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